玄奘翻译的《心经》在汉传佛法僧俗信众中广为流传，不信佛的中国人亦多有所知者，甚至有的还会唱诵。玄奘译经严谨，追求精确，不惜牺牲文学性的美感，故其所译经典虽被专业人士推崇备至，却较少用来念诵修持的，但《心经》却是一个例外，弥足珍贵。

围绕《心经》版本问题，自古以来就存在一些争议，但在《心经》梵本传自印度，玄奘翻译了《心经》问题上，则是共识的。1992年，美国一位名为那体慧(Jan Nattier)的教授脑洞大开，发表了一篇题为《心经：一部中国的伪经?》，文章认为《心经》有可能是一部出自中国的伪经，而且最有可能是玄奘从汉文回译成梵文的。心经给人的启示 我是2012年偶然在“天涯论坛”上读到新加坡的纪赟先生写的《<心经>到底是不是中国人伪造的》一文中了解这件事情的。纪先生写的也是一篇基本认同该观点的长文，有一定的修正，认为略本是从中国回译传到印度的，而广本是印度人在略本基础上造的，又传来中国。那文和纪文的硬证据是看到《心经》梵文在词汇、语法和句子的表达方式上多有不妥之处，最有可能是由母语不是梵语的人从中文翻译成梵文的。为了坐实这个结论，两人都莫须有地否定了鸠摩罗什译本等之前版本的可靠性，以确保自己发现的是新大陆而不是海市蜃楼。当时读完了只是莞尔一笑，并未太留意，虽然梵本语言的不规范性是事实，但作者脑洞开得太大，证据不足以支撑结论，逻辑上也不够严密，文章有几个预设显然是不可信的。

首先，文章预设了在印度舌辩群贤的玄奘梵文水平很烂，回译个简短的梵文文章竟然出现这么多拼写、语法等方面的低级错误，象初学英文的中国人写英文作文。

其次，玄奘说谎，人品有问题，明明是自己回译的，却要装成从梵文翻译过来的。

第三，罗什译本在《开元释教录》中明确记载为“姚秦三藏鸠摩罗什译”，虽有“拾遗编入”字样，意为补录遗漏，并不见得编者怀疑文献是伪造的，而作者把“拾遗”诠释为“来历不明”，进而又解释为可疑，然后索性直接默许为伪造。从鸠摩罗什译本《心经》的行文看，与其所译的其他经典风格一致，作者亦许《心经》内容与鸠摩罗什译的《大经》惊人的相似。加上文献的直接记载，所有的证据和逻辑更倾向于得出罗什译本为真的结论。

断言《心经》是玄奘之后有人从罗什所译的《大经》中抽出的，同样是没有实在证据的，至少这种猜测性的所谓证据远远弱于罗什所译的证据。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，把自己猜测的东西武断性地“坐实”无疑是独断的。从文献资料看，唐代以前已经有《心经》存世。隋开皇十四年(594年)编写的《众经目录》第一卷把《般若多心经》一卷列为单本，即“源来一本更无别翻”，表明唐代以前只有一个版本的《心经》。与玄奘同时代的唐慧立所撰《大慈恩寺三藏传》记载，玄奘西行之前及在西行途中亦诵《心经》。作者在对待史料上选择性失明，证据再多，不如猜想，殊为遗憾。

有这样明显的理由，那文章的结论已经不值一驳了(当然不否定其细节发现中的意义，证据与结论不对称而已)。去年9月份，云居寺的官方公共号发布了一则消息，房山石经中发现一部《心经》，刊刻的时间为唐高宗显庆六年(661年)，比《大唐内典录》中的德林元年(664年)还要早，当时玄奘(602年—664年)尚在世，上面有“玄奘奉诏译”字样。这个拓片在CBETA电子佛典(2016.06版)就有，“顯慶”二字很明显，年份有些模糊，并有“奉诏译”字样。到此更足以证明玄奘没有回译《心经》，并且证明玄奘认为《心经》的梵本来自印度。

前日又读到纪赟先生发表在新加坡《联合早报》上的文章，明确声称梵本心经的源头是玄奘的回译。后又发现方广锠先生2013年在《深圳大学学报》第4期发表的一篇文章：《般若心经——佛法发展中的文化汇流之又一例证》，方老师是研究《心经》文本的大家，受到了那体慧和纪赟思路的影响，把《心经》看成文化汇流中“出口转内销”的产物，看来此观点认同者不少，有商榷一下的必要。

《心经》是撮略《大般若经》文义的“别生经”，是“传法圣者录其坚实妙最之旨别出此经”(窥基：《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幽赞》，T33.524a)，这个是共许的，大家都承认。争议的关键是《心经》最初成文是在印度还是中国，是哪位圣者辑录的。从我前面所述可以看出，本人认为《心经》出自印度的可能性要大得多。至于谁辑录的，从学术角度，证据不足，可以存疑。从信仰角度，说观世音菩萨自己辑录并且传出来，亦合佛理。在佛法信仰中，观世音菩萨不是虚构的人物，而是无刹不现身，救苦救难的大菩萨，菩萨撮略般若要义，佛在世时在某次法会上开导舍利弗，佛灭度后，菩萨又以此教化后学，是合乎信仰逻辑的，而且不违《心经》内容。佛法徒相信是观世音菩萨造的，对于修行大有好处。此说虽合信仰，但对于一般人而言，过于玄幻，且无从验证，故其作者可存疑处理。不管怎么处理，也推不出是中国人造，玄奘回译的。

话又说回来，虽然那文、纪文的结论与证据不相应，但其发现的问题还是值得重视的，特别是梵本书写不规范的问题。从逻辑可能性上讲，即便不考虑其他证据，单单这个事实也不必然得出《心经》是中国人造的，充其量只是多种可能性之一，如果考虑其他证据因素，其不可能性反而更大。

首先，《心经》在玄奘西行之前是存在的。《众经目录》、《开元圣教录》中的记载证据是有效的，除非发现推翻记载的更强的证据。与玄奘同时代的唐慧立所撰《大慈恩寺三藏传》记载亦可作为佐证。

其次，以玄奘的梵文水平，从印度回来后回译《心经》不可能出现语法、拼写等低级错误。

第三，如果《心经》梵本是玄奘西行取经前所翻译，倒是有可能出现这种错误。立志西行取经，学习梵文是必要的准备，西行前水平不高也在理，如果这个时候把罗什译本的《心经》翻成梵文，出现一些错误也属正常。但如果说玄奘又把自己所译的梵文回翻为汉文，就不合常理了，最可能是他在印度又找到了一个梵本，重新翻译，译文借鉴了罗什译本。当然，这个有缺陷的梵本，不排除是玄奘早年的作品，当然也可能是其他人的作品，查无实据。即便是玄奘的早期作品，也不能推出《心经》最早的源头在中国，而有更多的理由表明《心经》源头在印度，不是玄奘回译的。当然，作为学者研究提出一些假想无可厚非，但如果佛弟子，甚至一些出家人，也认可并宣传这种理由不充足的假想，信仰上要大打折扣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