垓下之战项羽曾率楚军激烈反击
发布时间：2022-10-27 10:16:55作者：书经网
垓下之战项羽曾率楚军激烈反击
“垓下之战”是我国古代历史上的一个经典战例。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它甚至与“汉族”的诞生有某种内在联系。但由于《史记·高祖本纪》中有“项羽卒闻汉军之楚歌，以为汉尽得楚地，项羽乃败而走，是以兵大败”这么一句述评，因而自《汉书》以来，对垓下之战中的项羽及其将士的表现产生了诸多误解。
如近期张剑锋先生于《学习时报》2010年11月15日发表的《霸王别姬：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》（以下简称《虚假报道》），即是典型一例。这篇论文发表后在学界一定范围内产生了“轰动效应”，甚至被人称为“惊天动地的论断”，《新华文摘》于2011年第2期进行了转载。
笔者认真读后，认为《虚假报道》中认定项羽是“弃军而逃”的“懦夫”，而《史记》对项羽作了“虚假报道”的论点和论据均是不妥当的，因而有必要对《史记》中与“垓下之战”有关的重要史料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，以拨开“垓下之战”的层层迷雾。
错判局势与盲目自信
在“垓下之战”中，对项羽这个楚军统帅的分析，应分为两个方面讲，即他为何而败，又为何而亡？
先讲因何而败。我们认为，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“鸿沟之约”签订后，项羽即“解（通‘懈’）而东归”，这是他作为统帅犯 下的第一个重大错误。由于“懈”，他既没有深入了解已占领他的首都彭城的韩信及其军队的实力，又没有积极地与江东楚国后方进行有效联系，对兵员与后勤补给漠不关心。
项羽犯 的第二个重大错误是建立在第一个错误基础上的，即“军壁垓下”以图夺回首都。
但这次他失算了。韩信当过项羽的部下，但项羽却不了解韩信，这是项羽的悲剧。他在垓下第一次与韩信的大决战中，因盲目反击而中了韩信佯装“不利，却”的“调虎离山”之计，在勇猛追击的路上中了韩信的埋伏而大败垓下。
这一战《史记》写得很清楚。它告诉我们，正是这一仗，项羽“可十万”中的主力被歼灭殆尽，被四面包围的剩余楚军已基本丧失了再次进攻的能力。因此，“四面楚歌”只不过是压垮垓下楚军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。
那么，对于项羽率八百余骑“直夜溃围南出”到底应怎么看？笔者认为，这是项羽在垓下之战中所作出的唯一清醒正确的决策。如果他能将这一决策贯彻到底，他是能够做到“善败者不亡”的。
下面再讲他的“亡”。综观《史记》中的记载，项羽在“垓下之战”中的确不必“亡”，也不是“亡”在刘邦或韩信手中，而是“亡”在他自己手中。请注意，《史记》中记载了这样两个细节：一是他在“南出”突围中，于阴陵“迷失道”，项羽发出了“此天亡我也”的感叹。在项羽看来，他身经大小七十余战，从没迷失过道，而如今怎么会在最紧要的关头、在自己的国土上大白天“迷失道”呢？他认为这是天意。
二是他率领仅存的二十六骑“欲东渡乌江”，而这时却只有一只容纳一人的小船。请认真读《史记》，这二十六骑不是一般的士兵，是他“率八千子弟兵渡江而西”仅存的二十六骑。乌江亭长让他撇下这二十六骑独自过江，这是一个清醒而正确的建议。但此时的项羽显示出他性格中独特的一面，又认为是“此天亡我”。他主动放弃了国王的责任而作出了与二十六骑同生共死、血战到底的抉择。
作为领袖，这是愚蠢的；但作为将军，至少在他的子弟兵和那个时代多数人的心目中，他的确是视死如归的英雄，并不是什么“懦夫”。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。
灌婴军的“斩首八万”并非垓下军
关于这一点，《史记》在《项羽本纪》、《高祖本纪》以及《淮阴侯列传》中的确均无直接、明确的记载。也许正因为这三个传记的“留白”，使《虚假报道》一文产生了误解。
在读《史记》时，我们必须首先明了太史公“水墨画留白”的写作方式。他为避免史料重复出现，采取了“互文”、“互见”的方式——对同一重大历史事件在此处留了白，不等于不在其他地方画龙点睛地作出交待。
关于项羽率八百余骑“直夜溃围南出”后垓下残余楚军的命运，司马迁并非“成功隐藏”、“缄口不语”，而是在《樊郦滕灌列传》、《淮阴侯列传》、《季布栾布列传》、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等相关文献中分别作出了交待。
本文不妨归纳如下。第一，由“左右司马”率领的“万二千人”投降了灌婴军。这是《史记·樊郦滕灌列传》中载明了的。结合多个传记综合判断，灌婴在“下东城”前所降由左右司马率领的“万二千人”既不会是东城守军，也不会是江东援军，只能是垓下残军中没有战死又愿投降的最后的战士和“军将吏”群体。“左右司马”是两个仅次于大司马的行军副司令高级将领。他们既不愿就地死在垓下战场上，也不愿主动投降四面合围的汉军主力；但他们知道自己的项王“南出”，所以就沿项王的路线从西南角空隙突围南出。但第二天白天，冻饿伤残得只有“走”而无“战”之力的这部分楚军，没有找到项王，而是遇到了杀气腾腾的灌婴五千骑兵。面对此绝境，投降是顺其自然的了。
第二，另两部分在随名将钟离眜、季布从其他方向突围中或死或降。限于篇幅，单举钟离眜为例。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汾阳侯靳强条载：“击项羽，以中尉破钟离眜，功侯。”可见在项羽溃围南出的当夜，钟离眜亦率军在另一个方向进行了激烈的突围战，军队被“破”后单独逃走。根据《史记》对季布、钟离眜的记载看，他们两人是成功突围出去的。
第三，还有一部分垓下楚军当由楚内奸项伯、丁公所率，稀里糊涂投降了汉军，这部分楚军当不在少数。这些在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等“互文”中有迹可寻：项伯“以破羽缠尝有功，封射阳侯”；至于丁公，也许“功”大到难赏之地步，所以他竟得意地主动找到刘邦请赏，但刘邦却大怒曰：“丁公为项王臣不忠”，“使项王失天下者，乃丁公也！”并“遂斩丁公”。
将以上三部分加在一起，说明在项羽率八百余骑“直夜溃围南出”后，留在垓下的大部分楚军是被俘而不是壮烈牺牲。《虚假报道》中的“整个垓下战役中，汉军斩首八万”一句，明显是误解了史料，张冠李戴，把《高祖本纪》中“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，斩首八万，遂略定楚地”中的“斩首八万”戴到了“垓下战场上的汉军”头上。
试推理，如果灌婴五千骑在垓下战场上就“斩首八万”，《史记·樊郦滕灌列传》又说他所将军队在“下东城”前“降左右司马各一人，卒万二千人，尽得其军将吏”，那么，两个数字加起来，仅灌婴五千骑就将垓下“可十万”的楚军斩首、生俘九万二千人。果若此，“（垓下战场）那八万抛头颅洒热血的楚军将士”将无“英雄顽强”可言，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羊或一堆西瓜，而韩信和刘邦率领的近百万汉军简直就在那里观战，而战胜后的刘邦岂会说：“我不如韩信。”他一定会说：“我不如灌婴，他五千骑兵就斩俘垓下楚军九万二千人！”可见，灌婴军的“斩首八万”决不是垓下军。因为司马迁明言“斩首八万，遂略定楚地”，那么这个“斩首八万”定是灭项羽、占东城后，一路东渡乌江所略定的楚地“五十二县”中尚不投降的分散楚军。
《史记》并未“特意抬高项羽、贬低刘邦”
由于上述核心问题得到解决，那么下述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了。一方面，《史记》中是否有“特意抬高项羽”的写法？我们认为是没有的。诚然，今天在读《项羽本纪》时，一般读者大多会被项羽英勇无敌、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感动，甚至会一洒同情之泪。但《史记》同时在另外许多场合无情地列举了项羽身上最突出、最可憎的缺点：“项羽有一增而不能用”（刘邦语）；“竖子不足与谋。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”（范增语）；“项王喑噁叱咤，千人皆废；然不能任属贤将，此特匹夫之勇耳”，“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，天下多怨，百姓不亲附，特劫于威强耳，名虽为霸，实失天下心，故曰其强易弱”（韩信语）；“项王为人，恭敬爱人，士之廉节者多归之，至于行功爵邑，重之，士亦以此不附”。
从《史记》中摘引的这些评论项羽的史料中，我们能看出半点“抬高项羽”的笔墨吗？
那么另一方面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是否有意贬低了刘邦？答案同样是否定的。熟读《史记》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、随机应变而又胆识过人的汉高祖而并非一个“无赖”。退一万步讲，司马迁即使“因一介个人恩怨”而想贬低刘邦，他能做得到吗？我们知道，《史记》是在汉宣帝时代经过皇帝批准而“宣布”的，《汉书》对此有明确记载。试想，在信奉“霸王道杂之”、嗜杀成性的汉宣帝手中，《史记》得以较完整保存并“宣布”，唯一可信的解释是，其中的记载确属“不虚美、不隐恶”的“实录”，就连西汉高祖的嫡亲后代也愿意尊重它。
如近期张剑锋先生于《学习时报》2010年11月15日发表的《霸王别姬：中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一次虚假报道》（以下简称《虚假报道》），即是典型一例。这篇论文发表后在学界一定范围内产生了“轰动效应”，甚至被人称为“惊天动地的论断”，《新华文摘》于2011年第2期进行了转载。
笔者认真读后，认为《虚假报道》中认定项羽是“弃军而逃”的“懦夫”，而《史记》对项羽作了“虚假报道”的论点和论据均是不妥当的，因而有必要对《史记》中与“垓下之战”有关的重要史料进行系统梳理与分析，以拨开“垓下之战”的层层迷雾。
错判局势与盲目自信
在“垓下之战”中，对项羽这个楚军统帅的分析，应分为两个方面讲，即他为何而败，又为何而亡？
先讲因何而败。我们认为，《史记·项羽本纪》中“鸿沟之约”签订后，项羽即“解（通‘懈’）而东归”，这是他作为统帅犯 下的第一个重大错误。由于“懈”，他既没有深入了解已占领他的首都彭城的韩信及其军队的实力，又没有积极地与江东楚国后方进行有效联系，对兵员与后勤补给漠不关心。
项羽犯 的第二个重大错误是建立在第一个错误基础上的，即“军壁垓下”以图夺回首都。
但这次他失算了。韩信当过项羽的部下，但项羽却不了解韩信，这是项羽的悲剧。他在垓下第一次与韩信的大决战中，因盲目反击而中了韩信佯装“不利，却”的“调虎离山”之计，在勇猛追击的路上中了韩信的埋伏而大败垓下。
这一战《史记》写得很清楚。它告诉我们，正是这一仗，项羽“可十万”中的主力被歼灭殆尽，被四面包围的剩余楚军已基本丧失了再次进攻的能力。因此，“四面楚歌”只不过是压垮垓下楚军的最后一根稻草而已。
那么，对于项羽率八百余骑“直夜溃围南出”到底应怎么看？笔者认为，这是项羽在垓下之战中所作出的唯一清醒正确的决策。如果他能将这一决策贯彻到底，他是能够做到“善败者不亡”的。
下面再讲他的“亡”。综观《史记》中的记载，项羽在“垓下之战”中的确不必“亡”，也不是“亡”在刘邦或韩信手中，而是“亡”在他自己手中。请注意，《史记》中记载了这样两个细节：一是他在“南出”突围中，于阴陵“迷失道”，项羽发出了“此天亡我也”的感叹。在项羽看来，他身经大小七十余战，从没迷失过道，而如今怎么会在最紧要的关头、在自己的国土上大白天“迷失道”呢？他认为这是天意。
二是他率领仅存的二十六骑“欲东渡乌江”，而这时却只有一只容纳一人的小船。请认真读《史记》，这二十六骑不是一般的士兵，是他“率八千子弟兵渡江而西”仅存的二十六骑。乌江亭长让他撇下这二十六骑独自过江，这是一个清醒而正确的建议。但此时的项羽显示出他性格中独特的一面，又认为是“此天亡我”。他主动放弃了国王的责任而作出了与二十六骑同生共死、血战到底的抉择。
作为领袖，这是愚蠢的；但作为将军，至少在他的子弟兵和那个时代多数人的心目中，他的确是视死如归的英雄，并不是什么“懦夫”。事物的辩证法就是如此。
灌婴军的“斩首八万”并非垓下军
关于这一点，《史记》在《项羽本纪》、《高祖本纪》以及《淮阴侯列传》中的确均无直接、明确的记载。也许正因为这三个传记的“留白”，使《虚假报道》一文产生了误解。
在读《史记》时，我们必须首先明了太史公“水墨画留白”的写作方式。他为避免史料重复出现，采取了“互文”、“互见”的方式——对同一重大历史事件在此处留了白，不等于不在其他地方画龙点睛地作出交待。
关于项羽率八百余骑“直夜溃围南出”后垓下残余楚军的命运，司马迁并非“成功隐藏”、“缄口不语”，而是在《樊郦滕灌列传》、《淮阴侯列传》、《季布栾布列传》、《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等相关文献中分别作出了交待。
本文不妨归纳如下。第一，由“左右司马”率领的“万二千人”投降了灌婴军。这是《史记·樊郦滕灌列传》中载明了的。结合多个传记综合判断，灌婴在“下东城”前所降由左右司马率领的“万二千人”既不会是东城守军，也不会是江东援军，只能是垓下残军中没有战死又愿投降的最后的战士和“军将吏”群体。“左右司马”是两个仅次于大司马的行军副司令高级将领。他们既不愿就地死在垓下战场上，也不愿主动投降四面合围的汉军主力；但他们知道自己的项王“南出”，所以就沿项王的路线从西南角空隙突围南出。但第二天白天，冻饿伤残得只有“走”而无“战”之力的这部分楚军，没有找到项王，而是遇到了杀气腾腾的灌婴五千骑兵。面对此绝境，投降是顺其自然的了。
第二，另两部分在随名将钟离眜、季布从其他方向突围中或死或降。限于篇幅，单举钟离眜为例。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汾阳侯靳强条载：“击项羽，以中尉破钟离眜，功侯。”可见在项羽溃围南出的当夜，钟离眜亦率军在另一个方向进行了激烈的突围战，军队被“破”后单独逃走。根据《史记》对季布、钟离眜的记载看，他们两人是成功突围出去的。
第三，还有一部分垓下楚军当由楚内奸项伯、丁公所率，稀里糊涂投降了汉军，这部分楚军当不在少数。这些在《史记·高祖功臣侯者年表》等“互文”中有迹可寻：项伯“以破羽缠尝有功，封射阳侯”；至于丁公，也许“功”大到难赏之地步，所以他竟得意地主动找到刘邦请赏，但刘邦却大怒曰：“丁公为项王臣不忠”，“使项王失天下者，乃丁公也！”并“遂斩丁公”。
将以上三部分加在一起，说明在项羽率八百余骑“直夜溃围南出”后，留在垓下的大部分楚军是被俘而不是壮烈牺牲。《虚假报道》中的“整个垓下战役中，汉军斩首八万”一句，明显是误解了史料，张冠李戴，把《高祖本纪》中“使骑将灌婴追杀项羽东城，斩首八万，遂略定楚地”中的“斩首八万”戴到了“垓下战场上的汉军”头上。
试推理，如果灌婴五千骑在垓下战场上就“斩首八万”，《史记·樊郦滕灌列传》又说他所将军队在“下东城”前“降左右司马各一人，卒万二千人，尽得其军将吏”，那么，两个数字加起来，仅灌婴五千骑就将垓下“可十万”的楚军斩首、生俘九万二千人。果若此，“（垓下战场）那八万抛头颅洒热血的楚军将士”将无“英雄顽强”可言，他们简直就是一群羊或一堆西瓜，而韩信和刘邦率领的近百万汉军简直就在那里观战，而战胜后的刘邦岂会说：“我不如韩信。”他一定会说：“我不如灌婴，他五千骑兵就斩俘垓下楚军九万二千人！”可见，灌婴军的“斩首八万”决不是垓下军。因为司马迁明言“斩首八万，遂略定楚地”，那么这个“斩首八万”定是灭项羽、占东城后，一路东渡乌江所略定的楚地“五十二县”中尚不投降的分散楚军。
《史记》并未“特意抬高项羽、贬低刘邦”
由于上述核心问题得到解决，那么下述问题就比较容易回答了。一方面，《史记》中是否有“特意抬高项羽”的写法？我们认为是没有的。诚然，今天在读《项羽本纪》时，一般读者大多会被项羽英勇无敌、视死如归的英雄行为感动，甚至会一洒同情之泪。但《史记》同时在另外许多场合无情地列举了项羽身上最突出、最可憎的缺点：“项羽有一增而不能用”（刘邦语）；“竖子不足与谋。夺项王天下者必沛公也”（范增语）；“项王喑噁叱咤，千人皆废；然不能任属贤将，此特匹夫之勇耳”，“项王所过无不残灭者，天下多怨，百姓不亲附，特劫于威强耳，名虽为霸，实失天下心，故曰其强易弱”（韩信语）；“项王为人，恭敬爱人，士之廉节者多归之，至于行功爵邑，重之，士亦以此不附”。
从《史记》中摘引的这些评论项羽的史料中，我们能看出半点“抬高项羽”的笔墨吗？
那么另一方面，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是否有意贬低了刘邦？答案同样是否定的。熟读《史记》，我们看到的是一个有血有肉、随机应变而又胆识过人的汉高祖而并非一个“无赖”。退一万步讲，司马迁即使“因一介个人恩怨”而想贬低刘邦，他能做得到吗？我们知道，《史记》是在汉宣帝时代经过皇帝批准而“宣布”的，《汉书》对此有明确记载。试想，在信奉“霸王道杂之”、嗜杀成性的汉宣帝手中，《史记》得以较完整保存并“宣布”，唯一可信的解释是，其中的记载确属“不虚美、不隐恶”的“实录”，就连西汉高祖的嫡亲后代也愿意尊重它。
